不仅要关注法院在司法诉讼中提供的社会正义，而且应当关注党的政策和政府的公共政策所提供的社会正义。

它们的区别只不过是：刑法是实体法，而监督是程序法。为什么中国历代的监督制度如此发达，而又难以产生廉洁高效的政府呢？为什么在没有监督制度的欧美法治国家却不必象我们这样担心政府权力的膨胀或腐败呢？监督究竟是不是适合在法治国家存在并发挥实效？人们倡议制定《监督法》的可行性的法理依据是否可能存在？在中国建构法治的今天，法治是否能够对传统的监督模式予以兼容呢？如果可能，那么监督制度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被法治兼容呢？十余年前某些有识之士曾针对监督制度的弊端，提出过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被称为监督悖论的问题，这固然需要引起重视，但本文对我国传统的监督模式的反思不仅限于此。

而程序并非完全技术性的，其内部同样有着程序利益，具有独立性。作为监督制度改造的基础，分权制约通过权力的分立和分配，打破传统监督制度所处的权力体系。而政党本属社会团体，但我国宪法规定了政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因而政党监督也属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范围。弹劾制度也正是异种权力斗争的产物与手段。况且这种制度实施成本很低，操作简便，其功能也就更加显著，在简单的农业社会它是与当时社会关系的繁简程度相适应的。

以美国总统的弹劾程序为例： 美国宪法第1条第3项第6款规定：参议院有审讯一切弹劾案的全权……合众国总统受审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应为主席。而中央集权又依赖于中国式的官僚政治的原则，即使一个官员制约另一官员[6]，类似于今天我们在球场上人盯人的防守方式。这两项中的申诉、处理、出席作证和提供证据通过目的扩张或类推适用，也无法导出立法具有调查权，因此《香港基本法》并没有关于立法会调查权的具体规定，但依据第59条和第6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会分别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可以逆向推出立法会不应享有行政调查权。

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模糊性和滞后性，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香港基本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如在居港权案和国旗案等案件中有很多问题的处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3]［德］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然而，由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和社会情势不断变化，加之基本法作为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基本法的制度供给与港澳特别行政区社会发展的制度需求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很多问题基本法并没有明确的条款进行规定，以形式法治的思维处理相关问题存在一定的瓶颈。(一)一般条款适用的方式与界限 一般条款中的法律概念更为抽象，所负荷之价值更为根本，在基本法体系中具有普适性和根本性，但并不是说一般条款就优先于具体条款适用。

④参见郑永流：《法律判断大小前提的建构及其方法》，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10]骆伟建：《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适当修改的内涵》，《行政》2012年第2期。

例如，《香港基本法》第5条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以法律规则的方式表达出来才真正具有制度规范的功能，这就需要强调公民各方主体的参与、论辩和协商，最终取得共识。基本法在序言中对其目的进行了概括，即保障国家对香港和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而其和法律原则性的一般条款具有同质性，这说明有些一般条款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性，其中法律概念的内容和范围关涉着特殊的法律价值。以上三种适用方式之间也分先后，依此进行，不能逾越，第三种方式在实践中还没有适用过，但并不排除以后适用的可能性，但仅局限于特殊情况和个案中。一般条款确立了基本法的立法理念、制度框架和权力配置，弥补了基本法的缺陷，填入了润滑剂，使基本法更富有适用性，作为立法技术，一般条款在基本法中的运用，避免了基本法的频繁修改，保持了基本法的稳定性，也是基本法明确性的要求，因此，基本法的一般条款具有法具体化功能、法衡平功能、法律漏洞补充功能和法创设等内在功能，确立基本法适用的界限，调和一国和两制之间矛盾冲突，调整特别行政区内部的权力秩序。

第三，当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都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有失基本法的目的和精神，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时，可以径自适用一般条款，但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一是具体法律问题的存在，即需要法律处理个案的存在。其二，中央权威和高度自治是目前特别行政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是围绕着二者进行均衡，中央权威是一种合法化、制度化和实践性的权威，高度自治需要中央权威的支持和保障，同时高度自治也对中央权威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权威和自治是一种制度内的共生关系，公共理性可以补强中央权威的道德基础，也可以增强特别行政区自治的社会基础，促进中央权威与高度自治的良性互动。这与港澳特别行政区浓厚的法治传统不相符合，往往达不成共识，还可能被认为中央政府干预港澳特别行政区内部事务。[16]后者则是指在类型体系的建构上，有垂直的上下位阶类型关系，有水平位阶的类型关系，水平位阶类型所含基本规范意义之交集与差异，交集类型为下位类型之上位类型所具有的特征，属于同一类型之下位类型通常可构成一个类型谱。

又如2004年全国人大颁布《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有人认为该决定直接处理了政改的方向问题和否决了某些方案，这与《香港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及附件一、附件二中相关规定不符合，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并非唯一正解，乔晓阳的回应是根据第45条和第48条中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做出的，是关于政改的一般条款。法律是什么、能够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取决于制定、解释和实施法律的过程的特性

在他看来，每一个符号只能表现出它仅有的一个意义，如果已表现了其中一个意义就不能再表现出其他事宜，否则将使得这些含义混乱，这也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所以说，人类自身的存在与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如此，古希腊才有将人类比喻成会说话的动物这一个说法。

第三，注重法律语言的精准性、反对法律语言的模糊性。[7]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的观点，也是他认为一切实际事态（The state of affairs）的存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就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结合。[13] （二）要求法律语言的中性化 边沁认为如果将道德评价语词使用到法律用语中将会产生混乱，法律语词要尽可能避免具有褒贬情感意义的内容，在立法方面要取得进步，就必须舍弃那些激发情感的名称，使客观的、明晰的、中性的表达方式进入语言。参考文献： [1]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6． [2]参见王路：《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18]他在回忆起自己写作《法律的概念》提出：对于本书的轮廓，我的脑子一片模糊，太模糊了。逻辑原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罗素称其为殊相，（比如很小的颜色片、声音、瞬间的事物），二是谓词或者关系等。

他的哲学观念以及他对哲学发展的历程在某些方面与罗素有着无可替代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从早期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向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罗素并将摹状词置于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进行分析和探讨，进行真假命题方面的确证。

[11]前注[9]，[奥]L·维特根斯坦书，第23页。其次，使得人们进一步深化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更加全面的解读。

罗素主张的逻辑是原子主义的，是原子式的，认为有许多独立的事物与我们的常识和信念一样。如当今的法国国王，《威弗利》的作者等等。

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转变更为彻底。罗素相信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组成的，并且可以建立一种理想语言，这种理想语言是与世界同构的。但和弗雷格不同，罗素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上从理性主义转向了经验主义，也就是说从早期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向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9][奥]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7页。

而限定摹状词是具有那个如此这般的某某（The so－and－so）形式的短语，例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走进房间的这个人等等。的确，在常态下情形确实如此。

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法理学中的定义与理论》中。使语言哲学脱离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形而上的分析，实现了语言哲学的形而下的转向，这种转向对以后的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板，并使概念更加明确化、具体化、日常化。

[17]在他看来，这些法律词汇与其现实中的对应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日常用语就不一样了，绝大部分在现实中都直接联系的对应物，而且在定义日常用语时，也会指涉到它们。弗雷格对数的基本概念尝试从纯逻辑的方式推出来。

正如D·皮尔士所指出的：维特根斯坦在本世纪20年代成了罗素的学生，接受了罗素的这些思想，而最后，又比罗素所做得更彻底，更全面地批评和抛弃了这些思想。语句的用途也就是它本身在被使用的境况中所充当的角色。西方学术界对哈特的法哲学思想评价甚高，认为哈特奠定了当代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法哲学的基础。所惯用的逻辑思维来表示，他也并没有从哲学的视角去探寻语词的意义以及语词的真或必须性等方面，然而，我们必须明确，弗雷格是一位数学家，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逻辑上为算术和数学奠定基础。

[9]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语句或命题的意义不在于它是表现事实的逻辑图画，而在于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Gebrauch）、使用（Verwendung）、应用（Anwendung），换言之，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与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被表达的具体情况（场合）下的用途，一个语句的意义与它所应用的具体境况是紧密相关的。在该文中，弗雷格列举了许多概念，对意义和指称进行了论说，其目的就是表明他的观点。

他认为，所有算术的基本概念都可以用逻辑概念来重新定义，同时证明逻辑推理的规则适用于所有合格的算术推理。[6]在罗素看来，存在着两种摹状词，一种是不定的摹状词，另一种是限定摹状词。

[20]前注[16]，[英]H·L·A 哈特书，第22页。[19]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的后记中也对此作了深入说明，他说：在这本书中，我的目标是要提供一个一般性及描述性的关于法是什么（what law is）的理论。